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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文长中国历史上最可怜的才子!

  中国历史上以才高八斗的文人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名单,但冠以文学家、书画家、戏曲家、军事家头衔的,恐怕只有徐渭徐文长一人。

  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,可真正如荷兰的梵高那样发疯,生时寂寞,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,徐渭就是这样一个“可怜”的人物。

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和《忠义水浒传》,是《金瓶梅》和《宝剑记》、《鸣凤记》、《浣纱记》等小说戏曲杰作写作的时代,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兴,是从嘉靖时开始的。

  此外,嘉靖皇帝的文学素养较高,他的诗词写得较好,是历代帝王少见的。嘉靖间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学家,出现了许多优秀文人、学者和文学流派,出现了不少胸怀理想信念、不惜以死相谏的诤臣,都与嘉靖皇帝的涵养人才相关,与其所实施的政治宽松相关。这期间,“资本主义”开始萌芽,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,“天下翕然称治”,明中期嘉靖帝以前中期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出现“嘉靖中兴”的历史局面。

  明代恢复唐、宋科举制度后,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律格式,还规定考中秀才即可免交赋税、免服徭役、不受体罚,这对读书人应该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。

  徐渭这位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坊间的神童生逢这样的时代,自然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,然而命运之神却捉弄他,使他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。二十岁那年,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,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,直到四十一岁,考了八次,始终也未能中举。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,终身不得志于功名,“不得志与有司”,并不是偶然的。徐渭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,讨厌八股文字,加之个性显露,情感张扬,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、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。

  他的泼墨牡丹,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,色彩绚烂,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,有意改其本性,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,所谓“从来国色无装点,空染胭脂媚俗人。”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,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,但一般人很难看懂,用那如椽大笔向世人展现出其高超的用笔、结构以及章法技巧,笔墨苍润相间,满篇点画狼藉,笔画跌宕起伏而从容不迫,笔意奔放豪迈,有如狂风骤雨,渴骥奔泉,酣畅淋漓而又苍劲浑厚,飞扬恣肆而又不失法度,令人叹为观止。法笔势酣畅,锐气十足,用笔纵肆淋漓,放浪开张,满纸云烟,摄人心魄。纵横恣肆,诡异奇伟,满纸龙蛇。

  细品之,则笔画沉劲,欹中取正,字字分明,可谓艺高胆大。故袁宏道称徐渭为“字林之侠客”。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,自认为“书法第一,诗第二,文第三,画第四”。他的才气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之中。他的杂剧《四声猿》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,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。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。

 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,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,对权贵从不献媚,也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,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。据说有人来访,他不愿见,便手推柴门大呼:“徐渭不在!”。他一生不治产业,钱财随手散尽,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。但手头稍为宽裕,便不肯再,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。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,或骗或抢,常常得到他的杰作。

  从 “有书数千卷,后斥卖殆尽。畴莞破弊,不能再易,至借稿寝”,常“忍饥月下独徘徊”,杜门谢客,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,去张家吊唁以外,几乎闭门不出。最后几年,他身患多种疾病,大约画也不能常作,生活更为贫苦。《徐文长文集》中有《卖貂》、《卖磬》、《卖画》、《卖书》诸诗,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,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《题墨葡萄诗》来概括: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无处卖,闲抛闲掷野藤中。

  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穷困潦倒的徐渭贫病交加,最后在自己破旧的小屋中以73岁高龄离开人世,门口的对联是自己写的“几间东倒西歪屋,一个南腔北调人”。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,身下是杂乱无章的稻草,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,极度凄凄惨惨戚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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